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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是他们满人的天下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天, 扬州城里来了一队散兵游勇, 为首的用一匹白绸裹身, 手里拎着一枝手枪, 大摇大摆地冲进盐运使衙门。清朝的命官早已不知去向, 兵勇们乃喝令衙门里的胥吏打开库房大门, 士兵每人抓了几个元宝, 四散而去。剩下为首者和几个随从没有走, 端坐高堂之上, 看着眼前的元宝发呆。这时候, 以为是革命党人破城的扬州绅士, 派了几个代表前来打探, 一通作揖并恭维之后, 见为首的人整个话说不出几句, 不像是个有来头的, 但又不敢造次( 怕万一真是革命党) , 出于对城市秩序的担心, 于是要求为首的人出安民告示, 免得秩序混乱。为首者觉得有理, 遂一把拉过来随绅士代表来的巡官, 硬是让人家来办, 巡官无奈, 只好胡乱写了个告示, 没有大印( 盐运使已经带走了) , 就拿巡官的木戳顶杠。市面上哄传, 扬州就这样革过命" 光复" 了。没过几个时辰, 有好事者查出了为首者的底细, 原来他不是什么革命党, 仅仅是城外的一个闲人, 名叫孙天生, 在城外妓院做茶壶( 杂役) 。那时节革命党习惯在妓院里筹谋革命, 孙天生大概是由此听说过革命党的只言片语, 知道孙中山是革命党的首领, 刚巧又结识了几个巡防营的老总。武昌起义炮响, 沿江震动, 孙天生贼心陡起, 于是跟这些老总谎称他是孙中山的族弟, 奉命前来光复扬州, 大家可以一起发财。老总们哪管真假, 一哄而起, 抄起家伙, 就跟着孙天生进了城。

巡防营的士兵们发了财, 一哄而散, 有的钻进了妓院, 有的去大吃大喝, 有的回了家。孙天生毕竟是首领, 不像这些丘八这样短视, 他没有走, 虽然安民告示出得不伦不类, 但并不耽误他抖威风。

每天骑着高头大马裹着白绸子巡行街巷, 还把盐运衙门里的家具什用之类的东西丢出来, 让市民拣, 说是革命嘛, 我发大财, 你们发点小财。就这样, 一个俗称龟奴的闲人, 做起了扬州的都督。可惜, 孙天生的幸福生活没过上几天。大概处在高处之后, 他做茶壶的历史暴露得比较充分, 或者这种手下没几个兵的都督( 他也不知道招兵买马) 难以服人, 或者干脆是扬州的绅士们对这个小流氓当政不放心, 反正有好事者请来了昔日横行江上的盐枭( 贩私盐的首领) , 已经被招抚为官军, 但依然横行江上的徐宝山( 绰号徐老虎) 。徐老虎带兵进扬州, 孙天生做了阶下囚。在各地纷纷独立的声浪中, 徐老虎没有当为朝廷平叛的英雄, 而是接茬做扬州都督。当然, 第一任的都督孙天生被砍了头, 临刑前孙天生大叫：" 老子也做了三天的皇帝, 够了! " 不失为一条江湖好汉。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无疑是场闹剧。不过即使是闹剧, 也确实是对清朝政府的一个打击, 只是这个打击居然仅仅来自于一个街头无赖, 委实让人感到滑稽。一个长江上的重镇, 一个号称盐商大本营的财赋之地, 竟然在革命党连影还没有的时候, 一个妓院的茶壶带几个散兵一嚷嚷, 就变了颜色。当时扬州最大的官( 也是清朝最著名的肥缺) 两淮盐运使增厚( 满族正红旗人) , 闻听有革命党进城, 从西花园翻墙而遁, 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同为满族同胞的扬州知府嵩峒, 还算有点志气, 据说投河自尽了, 可惜没有死成, 获救之后也不知所终。需要一提的是, 这两个人, 或" 死" 或逃, 都是连孙天生的影子还没见到就做出的选择。

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 相比起武昌起义、革命联军攻占南京, 不过算件小事。可是恰是这件小事, 却告诉了我们, 这场革命和当时政局的某些不易为人觉察的内容。首先, 我们发现, 在那个时候, 时局相当动荡, 人心也相当不稳, 清朝统治的合法性, 受到严重质疑, 但是一般被认为是挑战者的革命党的影响, 却没有后来人们想像的那样大。扬州所处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距离上海如此之近, 风气开化, 不缺乏新学堂和新知识, 但是一般市民( 包括绅士) 对于革命党是怎么回事, 几乎一无所知。大家( 包括冒充的孙天生) 都以为革命党就是白盔白甲, 为崇祯皇帝戴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帮( 虽然革命党经常借助帮会, 而且各地的起义, 也经常有人身穿白衣, 打着白旗, 但很少听说有人宣称自己是为崇祯戴孝的) 。市民们显然没有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 跟一向号称反清复明的洪帮区分开来, 大概也没有能力分开。不仅如此, 甚至还有人传说, 革命党就是大伙" 合一条命的党" ; 而且在传说中, 革命党往往变得非常的厉害, 说是他们可以将炸弹吞进肚子里, 到时候一按机关, 人弹齐炸( 将现时中东的人体炸弹提前了近百年, 而且更神) 。市民们( 包括部分的绅士) 将革命党传得很神, 虽然说对破坏满人官僚的神经大有作用, 但对自己的分辨真伪, 却没有什么好处, 结果是让孙天生这样的混子钻了空子。当然, 流氓无产者, 一般都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 他们的动作往往比革命者更快。

其次, 扬州城的满人官员, 也实在是废物得出乎人意料。作为一方政府首脑, 身边怎么说也有几个兵, 还有若干民壮和捕快, 怎么会连革命党的影子还没见到, 就闻风跳河或者逃之夭夭, 连起码的责任都不想负, 也不敢负。要知道, 当时的天下, 毕竟是他们满人的天下, 闻警即逃, 怎么对得起祖宗? 可是, 纵观辛亥革命的大局势, 类似的事情还真有不少, 类似的饭桶官员, 还不止这两个。处于很关键位置的湖广总督瑞澄, 起义的新军士兵一发炮, 马上挖墙逃出总督府( 大概由于总督府的院墙比较高) , 一溜烟上了停在江上的军舰。瑞澄一走, 第八镇统制张彪心里发慌, 他本是张之洞的娈童( 张之洞雅好男风) , 本事有限, 装模作样地抵抗了一下, 也溜了。其实, 当时的起义者根本就是群龙无首的一群乌合之众, 稍微像点样的革命党领袖, 已经因汉口租界的据点暴露, 非死即逃。士兵们之所以起事, 不过是因为传说革命党据点的暴露, 使新军里革命党的名单已经落到了总督手里, 总督将按图索骥, 搜捕党人, 因此所有跟革命党人沾边的人, 都人心惶惶, 正赶上有军官态度不好, 面露狰狞, 结果激成事变。如果总督大人能够稍微坚强一点, 坚持几个小时, 等叛军自溃都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个瑞澄, 据说是鸦片战争中背了卖国黑锅的琦善的孙子, 乃祖虽说名声不佳, 其实倒算是个有见识、有胆略的明白人, 至少人家还敢跟洋人打交道, 也敢负责。不想到了孙子辈上, 竟然如此废物, 活生生断送了大清江山。当然, 瑞澄草鸡不中用, 别个满人官僚的作为也好不到哪里去。革命中, 原本作为弹压各地的驻防的将军和副都统们, 大多非死即逃, 只有杭州和西安的满城, 才在种族灭绝的威胁下, 做了一点抵抗。荫昌贵为陆军大臣, 受命镇压起义, 连前线都不敢去, 军队不战, 则束手无策。号称能吏的端方, 带兵入川, 镇压保路运动, 结果半路上就被自己带的士兵抓了起来; 端方不仅没有一点满人大员的骨气, 反而拼命求饶, 说自己本是汉人, 姓陶( 他的字为陶斋) , 原籍浙江, 先辈后来才投旗效力的。但是依然没有用, 起事的士兵手起刀落, 端方大人丢了性命又丢了人。革命党人彭家珍一颗炸弹炸死了良弼, 结果朝廷上下风声鹤唳, 满朝的满官, 如鸟兽散, 连个上朝的人都没有了。在事关满人命运的紧要关头, 上上下下的满人官僚们, 居然连一点像样的挽回努力都不愿意做。当瑞澄弃职逃跑的消息传到北京, 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力主将之拿办, 隆裕太后不同意。奕劻说, 这封疆重臣, 弃城逃跑, 在祖制是要杀头的! 谁想隆裕却说, 庚子那年, 咱们不也是逃走的吗? 这些满人亲贵, 不仅没用, 而且自己原谅自己, 江山想不丢都难。

过去学近代史, 到辛亥革命这段一直感到诧异。同一年内, 春天, 革命党人倾尽全力准备的广州起义, 孙中山在外筹款, 使尽了浑身解数, 黄兴在内筹划指挥, 也用尽浑身解数, 全国各地革命党的精锐, 齐聚羊城( 号称八百先锋, 实际来了五百) , 身为革命党第二号人物的黄兴亲冒矢石, 带头冲锋, 浴血奋战; 结果呢, 一败涂地, 只留下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美名。秋天, 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 一哄而起, 居然拿下了天下通衢的武昌, 然后全国响应, 清朝统治如汤泼雪般地瓦解。这其中的道理何在? 有人说, 这是因为中部革命党人新军的工作做得扎实, 所以才能一举成功。可是为什么做扎实工作的人自己都跑掉了, 等到大事已毕才回来, 结果群龙无首的士兵已经推举跟革命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黎元洪做了大都督, 真正的革命党只好屈尊于这个黎菩萨之下( 黎元洪最初一言不发, 人称黎菩萨) , 难道他们连自己都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信心? 明知道党人名册已经落入敌手, 却连布置撤退的起码工作都没做, 丢下自己的兄弟不管了, 这工作无论如何都不能算" 扎实" 。还有人说, 由于保路运动使得武汉新军被抽调了两个团( 标) 前去镇压, 所以使得驻汉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势力增加, 因此得以一举成功。可是历史的事实是, 恰是调走的两个团革命党人更多, 也

击大鼓俑

1 9 7 0 年四川成都凤凰山明初蜀王世子朱悦墓出土。高3 1 厘米。釉陶, 模制。现藏四川省博物馆。该墓曾经数次被盗, 贵重随葬品皆已散失, 五百余件各种类型的釉陶俑便成为现存的主要随葬品。这组击鼓乐俑就发现于墓室的中庭正殿后。五俑一鼓构成一组。其中四俑分立左右, 右手扶棒扛于肩头, 左手则自然微垂, 或扶于腰间, 作抬鼓状。一架大鼓位于中间, 高约十七厘米, 一俑手持鼓杖立于其后, 右手握杖竖于胸前, 左手翻腕持杖, 正奋臂击鼓。

这组乐俑高皆3 1 厘米, 面相丰满, 眉眼修长, 呈半弧形斜向眼角, 鼻宽而挺, 耳大而长, 嘴角微闭内收, 整个姿态静穆自若。无论抬鼓、击鼓之俑, 皆头戴黑色金鹅帽, 额前紧束黄褐色绦带, 结垂于脑后; 身著盘领窄袖黄褐色单袍, 袍长及地, 腰系绦带, 结于腹前。足登皂靴, 靴尖微微露出袍外。据《明史舆服志》载" 王府乐工冠服, 洪武十五年定。凡朝贺用大乐宴礼, 七奏乐乐工, 俱红绢彩画胸背方花小袖单袍, 有花鼓吹冠, 锦臂, 皂靴。抹额以红罗彩画, 束腰以红绢。其余乐工用绿绢彩画胸背方花小袖单袍, 无花鼓吹冠, 抹额以红绢彩画, 束腰以红绢。" 回过头来再看看这座明初亲王墓中出土的乐俑, 就可知与《明史》中关于王府乐工冠服的记载正可互为印证。色彩上虽有差别, 但因一为宴乐吉服, 一为丧葬服装, 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明代墓葬中出土乐俑来看, 仪仗队伍中的乐器种类非常丰富, 有笛、鼓、箫、笙、琴瑟、拍板、号、锣、三弦等诸多乐器。其中鼓俑是明代仪仗制度中乐俑的主要成员之一。在朱悦墓中的击鼓乐俑, 除了这种抬击大鼓外, 还发现有一种个人佩腰间的小鼓。此类击鼓俑服饰亦与前面介绍的相同。抬击大鼓单独放置, 位于中庭正殿后, 地位重要。而佩击小鼓, 则或者位于正庭两厢与手持各种仪仗用具的俑在一起, 或者是位于中庭的两厢, 以象辂为中心, 与笛、箫、笙、琴瑟、拍板俑等排在一起。可见虽同为鼓俑, 其用法, 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小鼓多与笛、箫、笙、琴瑟、拍板等乐器合用, 仅为乐奏中普通一器。而抬击大鼓, 按唐代天子大驾卤簿, 大驾将行先击大鼓五次; 回銮之时, 又击大鼓五次, 鼓声雄浑宏亮, 为天子出行平添许多庄严隆重之气氛。可见抬击大鼓是仪仗制度中的重器, 地位自然非常重要。总之, 这组击鼓乐俑为我们研究《明史》中语焉不详的仪仗制度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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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是他们满人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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